今禪居: 文摘

可怜【转载自石康的博客】

Mon, 23 Jun 2008 16:52:17 GMT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098f8f01009m26.html
    纹川地震后，我们听到苦难及哀呜，我们的文化很乐观，因我们从震后人们的团聚中看到爱与希望，我听到只有很少人问，为何地震无人预报？答案是，目前看，全世界的地震都无法预报——那么，我们为何不试试？
    其实我们的文化不可能令我们去尝试，因我们文化具有的潜台词是：如果美国人学会了预报，那么我们就抄一抄他们的方法，或花点钱买一买他们的设备，最多再引进几个美国地震人才——但我们为何不给直接地震局拨款，为何不培养并尊重我们的地震预报人员？我们谁能真的肯定，地震是无法预报的？
    这一类问题不属于我们的文化，就如同我们的文化不会支持解答费尔马大定理，它必须只也只能是一个白人才会干——只有白人才会去干这一类完全无把握的事情，并且花费一个一流数学家长达八年时间，只有白人的制度及其大学才会鼓励人们这么干。
    而我们的文化只能无限地敬畏自然，因我们完全不喜欢去想自然到底是如何运做的，就像我们面对难题，永远等着老师告诉我们答案，而不是亲自动手去解答，当老师不在了，我们就傻眼了，要我们使用长达数百年，组织并使用最优秀的头脑去干这一类事情，那简直是一种浪费，我们翻一翻八卦，看一看佛经，就觉得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了，然而我们真正缺乏的，就是那一种对于人类创意的尊重与支持，就是那一种对于人类自身的相信与尊重，我们的制度宁可把房价抬高，让政府、银行与地产商挣钱，也不会给创意人员提供条件，让他们用一代或数代人的生命与智力去解决那些最切实的问题，因我们知道，创意人员多半可能无法解决那些问题，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能解决，我相信，只有当有一天，一颗超小行星落入北京，造成可怕的后果，可能中国人才会痛定思痛，为天文机构拨一点款，或是每过几年，北京就会爆发一次十级以上地震，地震局才有机会得到钱——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它只盯眼前，不想今后，它嘴上强调人之初，性本善，但本质上却什么也不信，我们是自己懒，瞎对付，同时也相信别人与我们一样懒，一样瞎对付，这文化使得我们完全没有所谓人类长期的事业，我们只有一届任期，我们只活一生，至于以后怎么办，那是以后的事，我们永远生活在当下，就盯眼前，而何谓当下，何谓眼前，那就是我们逆来顺受的时间！
    可以说，我对这种懦弱短视的文化特别不喜欢。
    何时能看到另一种中国文化：中国人为未来工作，一代中国人为下一代中国人工作，大量中国精英为想象中的无穷无尽的人类工作，如果真有那一天，我们便不会盖八级地震就垮掉的房子，我们也不会让我们河水变得肮脏污染，我们可能还能在效区看到动物，我们不会生下大量的孩子而没能力管，我们不仅懂得自己人权，更懂得自己生而为人的责任。事实上，仅把我们目前我们的文化中对于谎言的宽容去掉一半，再把我们纠错能力增加一半，最后把我们的嘴上圣人去掉一半，也许我们就有机会办到——现在呢，就我所经历的，我们的文化最盛产的就是嘴上圣人，他们小的时候被逼无奈，可能在某些时刻会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长大成人后，他们便成为中国圣人，我是说，你永远不可能听到他们承认一句他们错了，他们无论做了什么了，都是最佳选择，他们永远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永远无辜，永远正确，他们永远对，永远好，永远在恰当的时候做了恰当的事，其实他们永远可怜。

生活压力挡住梦想，80后一代正在绝望【转载】

Mon, 18 Feb 2008 12:23:52 GMT

BBS上看到一篇不错的文章，叫做“生活压力挡住梦想，80后一代正在绝望”。

首先得说，“80后”的说法还是太宽泛了。

80-83左右的，有人已经结婚生子，也有的刚刚对生活有所感悟，努力追逐着各自的梦想。而80后末期的人，几乎还是高中生，或者刚进大学的学生。也许他们所烦恼的，或许是隔壁班的女生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或者是我尿尿怎么总是不是一条直线？

其实，前80后和后80后区别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身边80后中确实有很酷的人，过着与一般人不太一样的生活。

只是，我们自古以来都把文化与娱乐等同为一体了，这是可悲的。

娱乐的，开心的，身心愉悦的是文化，

痛苦的，悲伤的，消极的，思考的同样是文化中很重要的组成的部分。

我们太缺少这样的文化，就像又有谁知道80后的痛苦，无奈与忧愁一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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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生活压力挡住梦想，80后一代正在绝望》

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被迫接受几百元的月薪，辛苦劳累面对的是动辄上百万元的商品房价格，而医疗、教育、住房福利对这一代人来说，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

当许多年长者仍在用略带轻慢的语气以“80后”概念定义整整一代人，他们可能

忽略：“80后”中年龄最大的即将三十而立，其中一部分已经到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强大

生活的压力正在吞噬他们。

　　相对而言，这一代的成长是平稳而幸福的，独生子女、小皇帝，曾经是属于他们的称谓，而经济改革带给全社会的财富，使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不再象祖辈和父辈那样坎坷，牛奶、面包、玩具和看不完的小儿书，使他们的生活看上去富足而充满希望。

　　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欣欣向荣景象显示他们似乎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悲观。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一代人的整体困境，正是中国社会集体沦落的现实。

　　大学扩招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但世界工厂和权贵经济的现实却不能给这一代提供相应的就业机会。尽管各高校的统计资料上，就业率均在80%以上，但这一数字只能说明：人们对数字造假早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甚至觉得不作假才是社会新闻。据笔者对几所高校（非重点）2007年就业情况所做的了解，真实就业率在20%以下，许多重点院校的就业率也只在30%左右。

　　也就是说，很可能每年都有上百万的年轻人遭受“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一位担任大学辅导员的同学对我说，在他曾经带过的学生中，最长的，有人毕业五年后仍未找到任何一份工作，成为彻头彻尾的“啃老族”。

　　不否认那些最优秀的毕业生仍然可以找到工作，并可获得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尤其是那些城市出身的官员和富商家庭子女，其生活的精彩程度甚至超过历代。但这一代的整体困境是，与父辈相比，他们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大大减少。一九八九年之后，官本位意识的重新强化，权力对资源的极大垄断与掠夺，逐渐使机关、事业单位之外的就业者沦为“二等公民”，而机关单位的消肿压力和内部人化，使公务员梦变得如此昂贵，几百比一甚至几万比一的报考比率面前，被录取的幸运等同于彩票中奖。

　　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被迫接受几百元的月薪，辛苦劳累面对的是动辄上万元的商品房价格，而医疗、教育、住房福利对这一代人来说，只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传说，或者是罪恶的资本主义的表现。　　

　　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绩和“世界工厂”的落地是他们最终的屏障，也就是说，虽然没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但他们可以作为体力劳动者进入工厂打工，由于多年经济发展的积累，世界工厂的厂房可以容纳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但这意味着独生子女们要面对背井离乡、通涨压力下工资数额的长期停滞、社会治安的侵害等一系列问题，而一个中国特色的户籍问题，让大量漂泊在外的年轻人怀揣暂住证丧失归属感，终生茫然，甚至找不到自己。

　　童年的梦在现实面前破灭后，盗窃、抢劫、杀人等犯罪问题开始困扰80后以及他们的家人，翻开报纸的社会版，触目惊心的犯罪事件足以给出证明。

　　小吴是北京重点大学毕业生，一直游走在城市边缘，没有户口，没有档案，断断续续做些临时性工作，与一位在母校门口摆摊卖电话卡的同学租住在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里，说起毕业时的情形，他唏嘘不已，“毕业酒应该是快乐的，但那天没有一点欢乐的气氛，80%的人没找到工作，这毕业酒还有什么喝头！没喝头还是要喝，毕竟同窗四年。喝便喝醉，喝醉了便哭，男生女生抱在一起哭，不象是告别，倒象是要走向人生的屠宰场。。。。。。”

　　农民的孩子更惨，找工作只是一种奢望。

　　比农村大学生更惨的是农民工。

　　老乡小卜比小高小一岁，作为农民工，他在这个城市里已经生活了7年，仍然身无分文，他跑了两个小时找到我只有一个目的——借钱，两百块。随便说了了个借钱的理由，一听就是假的，他不善于撒谎，而且我了解他，只为了填饱肚子。一年多之前，他从一家化工厂辞职时，工资是每月800元，“实在做不下去了，车间粉尘太大，肺受不了”，很少有人能在那家工厂做到超过一年。辞职后，小卜跑过保险、拉过广告，却总一无所获，有次吃饭的钱都没了，恶从胆边生，假借嫖娼的机会，偷走一部中年妓女的手机，为避免妓女起身追赶，连妓女的衣服也一起偷走。又终日想着买迷药，“迷翻一个狗日的大款。”对25岁的小卜来说，只有童年是快乐的，他的文化程度不高，下面的话在我听来，却有着诗意的精练，“懂事后再也没有快乐过，总想回到童年放牛的时候，牛在河边吃草，我躺在草地上看蓝天白云。但无忧无虑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

　　这样的故事能够讲出很多，我遭遇的最令人无语的事：一位女大学毕业生公开声称“谁想包我就来吧，但他们却只想着嫖我”。也许个案不能说明什么，但当这样的个案无处不在时呢？招聘会上黑压压密不透风的人群说明什么？

　　当分肥已成权力者共识，权力的封闭性便成普遍自觉，对年轻一代来说，父权与官权构成一道强大的墙壁，阻挡住他们的人生梦想，权力的颟顸一点点地吞噬下一代的空间，那个较为广泛参与瓜分牧草的父辈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留给他们的，是难以存立的沙漠。他们不再是孩子，年轻的容貌背后，是他们绝不快乐的心，高居不下的自杀率能够说明问题。年轻一代的抑郁乃至绝望，其根源何在，也许还没有成为这一代共同思考的问题，但正如研究生小高那样，当现实与二十年的思想教育形成对立，一夜间他们就会彻底明白，谁对谁错，这个社会本身就不需要辨别对错。

　　一位久矣毕业的研究生说，我们先学习伟大思想，后来学习道德，再后来学习法律，在后来学习人性，现在我们彻底找不到人性的底线在哪里了……

活着，或者只是为了活着。

关于“先进性教育”的思考【转载】

Sat, 19 Jan 2008 16:45:47 GMT

发信人: 野心狼 (湖南卫视让李宇春成了毛主席), 信区: HitTopic
标题: 关于“先进性教育”的思考
发信站: 两全其美网 (Sat Jan 19 17:42:07 2008), 本站(lqqm.net)

  朗废

  2005年7月4日，本人心血来潮写了一篇与现代汉语语法有关的文字“我看一次性交五十元“。结果在博客网上大受欢迎，迅速进入每日热门文章前三名，六个小时点击近三千，最后接近上万个点击数。这说明网民的趣味性向很浓厚，只是无端被我抓来上了一节现代汉语课，实在抱歉，在此表示歉意。后来想到，我好歹总得写篇真正跟性有关系的文章才好不辜负大家的厚爱啊。于是想到“我看一次性交五十元”文中探讨的那个词组“一次性”，由此想到了当下红遍全中国的词：先进性。所以就决心再续前缘，再谈汉语词性以及相关问题。不过这次下定决心往真正的性话题靠并不容易，所以以前看过我的文章的网民还得宽容我一点。

  先进性一词，按照上节课的说法它就是个“形容词”由“先进”和表示性质状态的后缀词素“性”组合而成。那么它后边跟个名词就名正言顺了，所以我说“一次性交五十元”是有语病的词语，而却不能说“先进性教育”是有毛病的词组。因为哪个“教育”可是兼类词，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动词。在这个词中应当看作是名词。可是尽管没有语病却还是难逃歧义的麻烦，不管是口语还是书面语都有产生歧异的问题。这个大概是又会成为汉语不够精确的罪证之一了。先进性教育，在那个字后稍做停顿就绝然不同了。一个“先进性-教育”，一个是“先进-性教育”。前面的那个词是属于上半身的，高尚得很，是思想政治文化价值上的事情；后一个是属于下半身的，比较鄙俗啊。

  当今中国对这两种东西在朝野有着绝然不同的兴趣，朝野上下对这个词正在进行着不同的解构。我说的是朝野上下都在进行着一场如火如荼的“先进性教育”活动。执政者对网络的控制着重在上半身的思考，而对下半身的话语和写作则取相对宽容的态度，只要你不是三点毕露太过火暴，就是说只要不象网上的狼友说的令人流鼻血的那种，自然是可以大行其道的。庙堂上正在进行的是上半身的先进性教育，经过一年多目下正是步步深入之时，正不断扩大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可是这种所谓的先进性教育在我看来就不免有种恫吓党员，胁持信众的味道。因而具有虚张声势，色厉内荏的伪善，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灵魂救赎”的喜剧。其实先进性教育，也就是对党员进行思想政治道德的教育。与这个事情貌似的工作我们的祖宗早就干过，而且，我们要说到道德的话,中国可是世界历史上一等一的道德国，伦理教化、道德劝善的事情古人做了几千年了，也没完全搞好这事情，到了近代更没有因此“道德”出一个富强的国度。这说明我们现在是需要一种新道德，需要一种新价值的时候了。这种新道德应该是与市场经济的时代相适应的，应该是与普世自由民主的现代潮流相一致的。再说先进性教育问题，从性的角度去附会此事，有两个方面。一个，如果一个人他的性能力本来是好好的，正是生命力勃发的年纪，时时能享受幸福快乐。忽然有个人来告诉他，你必须禁欲，要除掉那多余的欲望，甚至还要你自我阉割，做个没有欲念的圣徒。那你就会陷入一种恐怖的境地。第二个呢，如果有人告诉你要自我虐待，多多检讨自查，要到灵魂深处闹革命。这感觉就是回到了文化大革命。



  在野民间进行的是下半身的不折不扣的自发“性教育”。色情短信息、黄色碟片、走光照片、八卦娱乐新闻在移动通信和电脑网络上象瘟疫一样散播传染。由木子美的遗情书到流氓燕的性宣言，由竹影青瞳的裸照到芙蓉姐姐的大S身型莆士和若隐若现的乳沟，真是精彩，这分明上演的是性爱色欲领域的网络酒神狂欢，正是：看我神州网络，迎来来春色满人间，大众愚乐，众生癫倒，性趣勃勃、春意盎然啊！怎么看这些现象呢？在这些现象甚嚣尘上的时候，我是不屑于直接去评论它的。我的看法是。这些东西的恶俗是自不待言的。可是本人一向不反对恶俗的东西的存在，更不反对别人喜好此类东西。可是这些现象的出现说明了一个道理。中国人失掉生命力和自信心了吗？没有。我们的国人是如此充满生命力，对有个性的的、大胆的、带着极端表现自我意识的人和事物是如此欣喜若狂，是如此欣赏崇拜。我们看到了这个社会潜存的巨大的蠢蠢欲动，想爆发而出的能量和力量。这说明中国人再不是过去那种“畏猥琐缩”的国民，（注意我用的词不是“畏畏缩缩”），不是那种不知道表达自己的欲望和力量的国民。鲁迅先生要改造国民性，拯救愚弱的国民。我们今天的国民精神也许还不能完全摆脱愚弱的毛病。可是当今互相网上所表现出来的人，从生命的本能看其精神确实是生机勃勃的，是自由的同时也是宽容的。他们想爱就爱，想欣赏就欣赏，想骂就骂，想起哄就起哄，要喝彩就喝彩，这里面不管有多少低俗的因素，却都有值得珍视的东西。因为我宁愿为低俗真实自由的人性喝彩，也不要受奴役压制的高尚而虚假的奴性。在道德并非高尚，精神并非高雅的领域里难道有什么先进性的东西吗？有，那就是自由、多元、宽容的精神以及不可遏止的生命力和热情与欲望的表达。这是个好东西。

  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中国人，穿着同样的蓝色衣服，成了地球上最大群的蓝蚂蚁。他们在革命的口号下被剥夺了感官的享受，只能接受意识形态的强暴灌输，看指定的几个样板戏，唱钦定的颂歌，喊统一的口号。记得改革开放的大潮涌起时，喇叭裤出现在广州的街头，花衣裳长头发就开始出现在男人的身上，然后新的物质享受的生活方式由南往北演进。结果在那时候被道德指控为是受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影响，是流氓的形象。看录象、打电玩、玩麻将、唱流行歌曲、跳交谊舞、上网聊天交友、在线网络游戏，所有好玩有趣的东西都被中国人的道德眼睛审判过了。世界上凡是有趣好玩的东西，在最初的时候都有道德家想判他们死刑，可是他们没死。不仅没有死而且更令道德家吐血的事情出现了，棉棉、安妮宝贝、卫慧、九丹来了，用身体写作，用下半身写作，木子美、流氓燕、竹影青瞳，直至芙蓉姐姐、超级女生，都与性有关或者间接有关。人民追求快乐是没有罪的，追求刺激也是没有罪的。这是真实的人性的一面。这里的问题是，当我们能够自由的穿性感衣服、打手机发送黄段子、欣赏网上的性感美女照、看黄色影碟、自由的谈情说爱之后，可以更自由的与自己喜欢的人做爱之后，我们接着该干的东西是什么呢？这些东西有人说是堕落，有人说是先进的性。其实在一个真正开放成熟的社会，尤其是在一个现代文明和普世的价值能获得基本确立的社会，这种类型的物质主义和泛性倾向始终不能危及社会的健康，它始终只能是这个自由社会的思想文化世俗人情的一个部分而已。可是在当代中国，人们之所以为此感觉忧虑，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已经成了一个物欲横流，没有信仰，只有拜物的社会；是一只有先进的性而没有先进性的社会。而官方所宣扬的所谓的先进性的价值，不但普通的民众毫无兴趣，就是它的组织成员，也不过是为了现实的政治利益在表面上予以敷衍伪饰。他们不仅不能代表什么人民的利益，更不能在思想政治文化上代表世界的潮流。但是人民知道，官员现在是物质享受，金钱美女生活的代表。大凡歌舞楼台的消费主体是接受先进性教育的人当主角，贪污受贿豢养二奶储蓄情人的也是接受先进性教育的人为多。也就是说他们接受的是上半身的先进性，热衷获得和实践的往往是下半身的先进性。然后我们的政府严格控制的是人民上半身的思考和言论，宽容和放任的只是你的下半身的享乐。我们的社会如何还能有真正的现代社会的先进性？这就令我们的社会真正成为一个没有价值没有道德感的社会。

  肉食者认为上半身的先进性是如何重要，号召其党徒信众要认真学习好好改造。可是人民自然知道他们已经心不在焉。因为那一套东西其实玩了几十年，早就没有人相信了。鼓吹要实施上半身先进性教育的人，现在好比是没穿衣服的皇帝，以为自己身上穿着世界上最漂亮的衣服。虚伪的东西还怎么会有先进性？又如何让人相信它的先进性呢？上半身的先进性不是通过教育把一些官方意识形态规定的东西强加给人民就能获得的。上半身的先进性是人民在逐渐获得相对充裕的物质文化享受之后，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需求。这种上半身的先进性不是用虚伪的官式概念来表达的，它是源自人民内心对更有尊严的生活，对自己的权利能获得更充分的保障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向往和追求。“让他的人民有享乐与追逐物质利益的自由，让他们选择衣服款式的自由而替他们选择好“唯一正确的制度、思想与价值”。可是今天的中国人已经不是最愚蠢的人民了。”（《自由主义与凡人生活》朗废）先进性教育还能继续玩多久呢？

  2007年10月25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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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美国人的路，
但不能被美国人牵着鼻子走。
美国的科技先进可以引进，
美国的制度先进为什么不能引进？
爱国首要的是爱国民，爱国民就是要推进民主，归权于民。
崇尚民主的人才是爱国者，鼓吹专制的人才是汉奸！
※ 来源:．两全其美网 http://lqqm.net [FROM: 219.25.236.7]

哈佛图书馆自习墙上的训言【双语】

Tue, 08 Jan 2008 10:27:00 GMT

1. This moment will nap, you will have a dream; But this moment study, you will interpret a dream.
1.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2. I leave uncultivated today, was precisely yesterday perishes tomorrow which person of the body implored.
2.我荒废的今日，正是昨日殒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3. Thought is already is late, exactly is the earliest time.
3.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4. Not matter of the today will drag tomorrow.
4.勿将今日之事拖到明日。

5. Time the study pain is temporary, has not learned the pain is life-long.
5.学习时的苦痛是暂时的，未学到的痛苦是终生的。

6. Studies this matter, lacks the time, but is lacks diligently.
6.学习这件事，不是缺乏时间，而是缺乏努力。

7. Perhaps happiness does not arrange the position, but succeeds must arrange the position.
7.幸福或许不排名次，但成功必排名次。

8. The study certainly is not the life complete. But, since continually life part of studies also is unable to conquer, what but also can make?
8.学习并不是人生的全部。但，既然连人生的一部分——学习也无法征服，还能做什么呢？

9. Please enjoy the pain which is unable to avoid.
9.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10. Only has compared to the others early, diligently diligently, can feel the successful taste.
10.只有比别人更早、更勤奋地努力，才能尝到成功的滋味。

11. Nobody can casually succeed, it comes from the thorough self-control and the will.
11.谁也不能随随便便成功，它来自彻底的自我管理和毅力。

12. The time is passing.
12.时间在流逝。

13. Now drips the saliva, will become tomorrow the tear.
13.现在淌的哈喇子，将成为明天的眼泪。

14. The dog equally study, the gentleman equally plays.
14.狗一样地学，绅士一样地玩。

15. Today does not walk, will have to run tomorrow.
15.今天不走，明天要跑。

16. The investment future person will be, will be loyal to the reality person.
16.投资未来的人是忠于现实的人。

17. The education level represents the income.
17.教育程度代表收入。

18. One day, has not been able again to come.
18.一天过完，不会再来。

19. Even if the present, the match does not stop changes the page.
19.即使现在，对手也不停地翻动书页。

20. Has not been difficult, then does not have attains.
20.没有艰辛，便无所获。

牛人的轨迹是不能被效仿的——墨迹的评论【转载】

Fri, 14 Dec 2007 02:19:01 GMT

牛人的轨迹是不能被效仿的

2007-03-29 10:08:42 　　来自: crystal

墨迹的评论

　　说来有点土，没怎么看过凤凰卫视的节目。但是一本《墨迹》，却让我喜欢上了曾子墨。喜欢她，因为她牛.

　　高中时的佼佼者，人大国际金融专业一年，美国达特茅斯读本科，读尼采的《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亲临裸奔现场，跟奥运会级别的教练学习初级游泳，一个小女子在摩根斯坦利打拚，再到现在的凤凰台。毋庸置疑，每一段经历都相当精彩。子墨的自述，字语简单，口气轻松，感觉像一帮老同学围坐在火锅边，听侃。

　　一口气把《墨迹》读个大概，放下书，兴致勃勃地来到豆瓣网看其他书友的评论，结果却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对本书的批评远大于褒奖。一篇《充其量只是墨迹》，罗列诸多不足之处。对于《墨迹》的文学性我不敢发表意见，但其他方面却愿意为子墨说几句话。

　　缺点一：经历写得太顺利，没有借鉴意义

　　写自己的书，说自己想说的话。逢人就说自己“祖宗三辈贫农”，“苦大仇深”能有今天的小小成绩是多么多么不容易，可以；爆料与N个男人的跨国恋情，也行。写自己生活中的亮点又何尝不可呢。

　　小时候语文老师要求写读后感，读一篇文章就要逼着你从中学到点什么。自己没事时也很喜欢看传记，常常因为牛人们的故事被一通激励，然后就开始幻想日后要成为谁谁谁。直到某一天突然顿悟，自己不可能成为任何其他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做自己的样子，阿弥陀佛！

　　每个人对一本书都有自己的预期，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会觉得它不好，这很正常。但啥叫借鉴意义？保尔柯察金的名言，“人只有一辈子……”那叫有借鉴意义。（姑且不说原著中保尔这个人物比他的那句名言要丰富的多）。只可惜，在我看来，牛人小时候都挺正常的，脱不了好学生、笨学生、默默无闻的学生、桀骜不驯的学生等几类。可是一日清晨醒来，公鸡就下出鸡蛋了。之后便绝尘而去，留下我们这些普通人望其屁股兴叹。

　　谁不想借鉴呀，但是牛人的轨迹是不能被效仿的。

　　再者说，本书文字间难道都是顺利，高中毕业Tofel考660分得出点力吧，在达特茅斯上文学课，一周读一本名著写感想，着实被虐；大学本科想拿到3.9的学积分不容易呀；在投行摩根斯坦利还要每天工作17、18个小时，加班加到别人踏着朝阳来上班。这难道都是顺利，多明显呀，顺利的背后是被别人多掉几层皮。

　　缺点二：太自恋

　　这样还算自恋呀，比子墨自恋的人多了去了。比如面试投行时被考官评价为“不惜代价，一定要雇用”，这倒是我相当喜欢的一段文字。找工作很痛苦，但就有那种大牛，愣是在一片血雨腥风中来去自如. 唉！不服不行。韩寒说，冠军没有不狂的。若哪天我乒乓球比赛拿牌啦，美都美死啦，好好狂一把。

　　缺点三：谈感情的内容太少

　　谁规定一定要谈感情，没有爱情的电影《刺激1995》不照样出彩。市面上拿肉体爱拿精神爱的书多了，我还有感情想写呢，可也得有出版社愿意出。感情是自己压箱底的，不是动不动穿出来让人看的。

　　缺点四：写穿什么衣服有炫耀之嫌，而且品味也不高

　　这就更被骂的更莫名其秒了。依我看，子墨不过写了点大实话，去哪个逛街，买了哪个牌子的衣服，怎么就被看不顺眼了呢。女孩子嘛，本来就喜欢打扮，至于啥叫品味，本来就是公说公的，婆说婆的。

　　生活中有很多偶然，子墨在前景一片大好之时放弃投资银行的工作，改投凤凰卫视，居然是因为读了棉棉的书。一位前辈说过，人的一生中总会遇到一些贵人。他们可能境遇不如我们自己，可能来自完全不相关的领域。但是时空坐标相交的那一点，他们不经意的一句话、一个举动，甚至一个眼神，却能够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转折点。如此来看，棉棉算是子墨的贵人。

　　子墨坦言，她是个什么都想做到最优秀的人。和优秀的人离得太近，也许会有压力，但是，站得稍微远一点，做不了牛就看看牛跑，听听发生在她身上那些自己不曾有机会去做的事，充溢心中的是欣赏和满足。

　　生女当如曾子墨。

墨迹

作者: 曾子墨
副标题: 留在生命和记忆中
isbn: 7535434231
书名: 墨迹
页数: 221
定价: 22.00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装帧: 平装
出版年: 2007-02-01

原文地址：http://www.douban.com/review/1139148/

照片背后的故事：蛋白质风波【转载】

Mon, 10 Dec 2007 15:56:20 GMT

今天讲蛋白质的故事。今天的照片不是我拍摄的，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照片。

拍摄蛋白质的照片，好费好一番周折。首先，要让蛋白质的分子像军队一样排成整齐的方队，也就是形成晶体。晶体形成之后，用一束光——当然不是普通的光线，去照射蛋白质的晶体。照射的结果，是光线在蛋白质分子的共同作用之下发生了衍射。科学家读取衍射之后的光线数据，根据公式计算，算出电子的三维分布图。显然，在碳氧氮硫这些原子所在的位置，电子的密度也会很高，根据电子的分布图，蛋白质分子里面原子的分布图便可以绘制出来，这就是蛋白质的照片了。

今天故事里的蛋白质就是这样照相的。它的名字叫做蛋白酶抵抗蛋白(prp)，平时，这种蛋白是左边那张照片的样子。照片里红色的圈圈叫做法尔发螺旋，绿色的箭头叫做贝塔折叠，都是在蛋白质结构里经常出现的。左边的照片里，红色的螺旋占据主导地位，几乎看不到绿色的折叠，这种样子的prp可以溶解在体液之中。

但是，prp并不总是这样老老实实，有时候，他会摇身一变，变成右边照片里的样子。在这张照片里，prp的模样发生了很大变化，红色的圈圈少了，绿色的箭头多了。但事情不止于此，原本溶解在体液中，可以自由游荡的prp，变身之后，性情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开始扎堆儿了。他们聚集在一处，逐渐析出不溶物。更可怕的事情还更不止于此，“变身蛋白”析出的不溶物那叫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整个响当当一粒铜豌豆——蛋白酶都水解不了他们，活脱脱一坨一坨淀粉一样的东西沉积在脑部，他们在神经元里面越聚越多，最终破坏了脑细胞。一个个脑细胞被变身蛋白占据破坏之后，人的脑子也坏掉了。

这就是克雅二氏症，他还有一个响当当的混名叫做疯牛病。除了疯牛病，还有不少同类疾病也是类似机理，比如库鲁病、GSS综合症、致死性家族性失眠症、羊瘙痒症等等。

这些大名鼎鼎，人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归结到微观世界，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蛋白质稍一变身而已，甚至不过是一个键角些微的变化。这当真是奇妙而残酷的世界。

照片背后的故事：看，波函数！【转载】

Mon, 10 Dec 2007 15:54:05 GMT

发信人: Fasspace (相空间), 信区: pic
标题: 照片背后的故事：看，波函数！
发信站: 两全其美网 (Mon Dec 10 12:33:40 2007), 本站(lqqm.net)

今天的照片又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至于照片是如何拍摄的，后面再讲，先讲故事。

话说一个世纪之前，1900年前后，经典物理学的大厦几乎已告竣工，但是人们对微观物质世界的认识仍然非常模糊，虽则知道分子是构成物质的单元，却并不知道构成分子的本质是什么。那时候，唯能论与原子论的学术之战正如火如荼。

终结这场战争的是一系列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了原子是一种客观实在，是构成分子的基本部件。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原子是什么样子的。1911年，当辛亥革命的炮声击碎了统治中国四百年的满清王朝的同时，卢瑟福的阿尔法粒子散射实验也击碎了汤姆逊关于原子的枣糕模型，进而诞生了电子与原子核组成的太阳系模型。而这小小的太阳系模型，也敲碎了经典物理学大厦的第一块砖。

为了解决太阳系模型的连续辐射问题，波尔引入了普朗克提出的量子模型，量子理论开始在物理学世界中大行其道。1923年，德布罗意发表了他关于物质波的论文，基本粒子的波动性的事实为人们所认识。

1926年，在一次学术报告之后，物理化学家德拜要求薛定谔介绍德布罗意关于物质波的理论，薛定谔作出简单介绍之后，德拜说，这样的描述还太粗糙，我们需要一个确定的波动方程来认真讨论波动的问题。一年之后，薛定谔告诉德拜：“你要的方程，我找到了”

这就是主宰二十世纪物理学的薛定谔方程，在这个方程里，波函数成为描述粒子状态最重要的工具。可是究竟什么是波函数呢？

从经典物理学里确定的运动轨迹，到量子物理学里一个不明其义的波函数，这是一个巨大的跳跃，也是对人们直观经验的一次重大挑战。

一代又一代物理学家为波函数提供了各种各样直观的解释供人们理解，其中也包括薛定谔本人，但对于我们这些局外人来说，几率密度波仍然是一个难于理解的解释。直到我们今天讲述的照片问世，关于波函数，才有了一个直观可见的解说。

这幅照片是crommie1993年发表的一项工作。在高度光洁的单晶铜表面，蒸镀一层铁原子，这层铁原子构成了一层平展如镜的电子表面。而后把48个铁原子一个个挪到这层镜面表面，形成一个完美的圆形围栏。这些铁原子围栏，就变成阻拦圈内电子运动的“势阱”墙壁，解二维圆势阱薛定谔方程，可以得到势阱内波函数，取其平方便是势阱内电子分布密度。

一根探针从铁原子围栏上空以固定高度掠过，细微的电流会在两者之间通过，而电流的大小正比于探针与铁原子围栏表面的距离。探针逐行掠过铁原子围栏的表面，每一点细微的电流变化都被记录下来，科学家就像盲人摸索盲文一样读出了铁原子围栏里的一切。今天这幅照片便是这样摸出来的。

铁原子围栏里面的晶体表面电子呈现出优美的波纹，而这波纹的分布，与二维圆势阱薛定谔方程所决定的电子密度分布吻合得严丝合缝。

看！这，就是波函数！

今天的故事就是这些，欢迎投票
第一天：正负电子对撞机(上)
第二天：正负电子对撞机(下)
第三天：蛋白质风波
第四天：核磁共振
第五天：古瓷传说
第六天：为人类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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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蒂冈，国名全称梵蒂冈城国(又称为教廷，The Holy See），为世界天主教的中心，是教皇梵蒂冈所在地，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高地上，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面积仅为0.44平方公里，人口1380人，常住人口仅540人。民族以意大利人为主，语言为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以前通用货币为意大利里拉，现为欧元，百合花为国花。梵蒂冈在地理上虽然是一个小国, 但其在政治, 经济, 文化上的影响却是个大国
※ 来源:．两全其美网 http://lqqm.net [FROM: 210.76.201.173]

哈佛校长就职演讲: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

Mon, 19 Nov 2007 17:23:54 GMT

Installation address: Unleashing our most ambitious imaginings

President Drew Faust

Cambridge, Mass.
Oct. 12, 2007

As prepared for delivery

I stand honored by your trust, inspired by your charge. I am grateful to the Governing Boards for their confidence, and I thank all of you for gathering in these festival rites. I am indebted to my three predecessors, sitting behind me, for joining me today. But I am grateful to them for much more – for all that they have given to Harvard and for what each of them has generously given to me – advice, wisdom, support. I am touched by the greetings from staff, faculty, students, alumni, universities, from our honorable Governor, and from the remarkable John Hope Franklin, who has both lived and written history. I am grateful to the community leaders from Boston and Cambridge who have come to welcome their new neighbor. I am a little stunned to see almost every person I am related to on earth sitting in the front rows. And I would like to offer a special greeting of my own to my teachers who are here – teachers from grade school,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graduate school – who taught me to love learning and the institutions that nurture it.

We gather for a celebration a bit different from our June traditions. Commencement is an annual rite of passage for thousands of graduates; today marks a rite of passage for the University. As at Commencement, we don robes that mark our ties to the most ancient traditions of scholarship. On this occasion, however, our procession includes not just our Harvard community, but scholars – 220 of them – representing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from across the country and around the world. I welcome and thank our visitors, for their presence reminds us that what we do here today, and what we do at Harvard every day, links us to universities and societies around the globe.

Today we mark new beginnings by gathering in solidarity; we celebrate our community and its creativity; we commit ourselves to Harvard and all it represents in a new chapter of its distinguished history. Like a congregation at a wedding, you signify by your presence a pledge of support for this marriage of a new president to a venerable institution. As our colleagues in anthropology understand so well, rituals have meanings and purposes; they are intended to arouse emotions and channel intentions. In ritual, as the poet Thomas Lynch has written, “We act out things we cannot put into words.” But now my task is in fact to put some of this ceremony into words, to capture our meanings and purposes.

Inaugural speeches are a peculiar genre. They are by definition pronouncements by individuals who don’t yet know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Or, we might more charitably dub them expressions of hope unchastened by the rod of experience.

A number of inaugural veterans – both orators and auditors – have proffered advice, including unanimous agreement that my talk must be shorter than Charles William Eliot’s – which ran to about an hour and a half. Often inaugural addresses contain lists – of a new president’s specific goals or programs. But lists seem too constraining when I think of what today should mean; they seem a way of limiting rather than unleashing our most ambitious imaginings, our profoundest commitments.

If this is a day to transcend the ordinary, if it is a rare moment when we gather not just as Harvard, but with a wider world of scholarship, teaching and learning, it is a time to reflect on what Harvard and institutions like it mean in this first decade of the 21st century.

Yet as I considered how to talk about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uture, I found myself – historian that I am – returning to the past and, in particular, to a document I encountered in my first year of graduate school. My cousin Jack Gilpin, Class of ’73, read a section of it at Memorial Church this morning. As John Winthrop sat on board the ship Arbella in 1630, sailing across the Atlantic to found the Massachusetts Bay Colony, he wrote a charge to his band of settlers, a charter for their new beginnings. He offered what he considered “a compass to steer by” – a “model,” but not a set of explicit orders. Winthrop instead sought to focus his followers on the broader significance of their project, on the spirit in which they should undertake their shared work. I aim to offer such a “compass” today, one for us at Harvard, and one that I hope will have meaning for all of us who care about higher education, for we are inevitably, as Winthrop urged his settlers to be, “knitt together in this work as one.”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2007 is in a state of paradox – at once celebrated and assailed. A host of popular writings from the 1980s on have charged universities with teaching too little, costing too much, coddling professors and neglecting students, embracing an “illiberalism” that has silenced open debate. A PBS special in 2005 described a “sea of mediocrity” that “places this nation at risk.” A report issued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last year warned of the “obsolescence” of higher education as we know it and called for federal intervention in servic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Yet universities like Harvard and its peers, those represented by so many of you here today, are beloved by alumni who donate billions of dollars each year, are sought after by students who struggle to win admission, and, in fact, are deeply revered by the American public. In a recent survey, 93 percent of respondents considered our universities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valuable resources.” Abroad, our universities are admired and emulated; they are arguably the American institution most respected by the rest of the world.

How do we explain these contradictions? Is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in crisis, and if so, what kind? What should we as its leaders and representatives be doing about it? This ambivalence, this curious love-hate relationship, derives in no small part from our almost unbounded expectations of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ectations that are at once intensely felt and poorly understood.

From the time of its founding, the United States has tied its national identity to the power of education. We have long turned to education to prepare our citizens for the political equality fundamental to our national self-definition. In 1779, for example, Thomas Jefferson called for a national aristocracy of talent, chosen “without regard to wealth, birth, or other accidental condition of circumstance” and “rendered by liberal education ... able to guard the sacred deposit of rights and liberties of their fellow-citizens.” As our economy has become more complex, more tied to specialized knowledge, education has become more crucial to social and economic mobility. W.E.B. DuBois observed in 1903 that “Education and work are the levers to lift up a people.” Education makes the promise of America possible.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shared in a revolution, serving as both the emblem and the engine of the expansion of citizenship, equality and opportunity – to blacks, women, Jews, immigrants, and others who would have been subjected to quotas or excluded altogether in an earlier era. My presence here today – and indeed that of many others on this platform – would have been unimaginable even a few short years ago. Those who charge that universities are unable to change should take note of this transformation, of how different we are from universities even of the mid 20th century. And those who long for a lost golden age of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think about the very limited population that alleged utopia actually served. College used to be restricted to a tiny elite; now it serves the many, not just the few. The proportion of the college age population enrolled in higher education today is four times what it was in 1950; twelve times what it was before the 1920s. Ours is a different and a far better world.

At institutions like Harvard and its peers, this revolution has been built on the notion that access should be based, as Jefferson urged, on talent, not circumstance. In the late 1960s, Harvard began sustained efforts to identify and attract outstanding minority students; in the 1970s, it gradually removed quotas limiting women to a quarter of the entering college class. Recently, Harvard has worked hard to send the message that the college welcomes families from across the economic spectrum. As a result we have seen in the past 3 years a 33 percent increase in students from families with incomes under $60,000. Harvard’s dorms and Houses are the most diverse environments in which many of our students will ever live.

Yet issues of access and cost persist – for middle-class families who suffer terrifying sticker shock, and for graduate and professional students, who may incur enormous debt as they pursue service careers in fields where salaries are modest. As graduate training comes to seem almost as indispensable as the baccalaureate degree for mobility and success, the cost of these programs takes on even greater importance.

The desirability and the perceived necessity of higher education have intensified the fears of many. Will I get in? Will I be able to pay? This anxiety expresses itself in both deep-seated resentment and nearly unrealizable expectations. Higher education cannot alone guarantee the mobility and equality at the heart of the American Dream. But we must fully embrace our obligation to be available and affordable. We must make sure that talented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e to Harvard, that they know they are able to come, and that they know we want them here.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cost does not divert students from pursuing their passions and their dreams.

But American anxiety about higher education is about more than just cost. The deeper problem is a widespread lack of understanding and agreement about what universities ought to do and be. Universities are curious institutions with varied purposes that they have neither clearly articulated nor adequately justified. Resulting public confusion, at a time when higher education has come to seem an indispensable social resource, has produced a torrent of demands for greater “accountability” fro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iversities are indeed accountable. But we in higher education need to seize the initiative in defining what we are accountable for. We are asked to report graduation rates, graduate school admission statistics, scores on standardized tests intended to assess the “value added” of years in college, research dollars, numbers of faculty publications. But such measures cannot themselves capture the achievements, let alone the aspirations of universities. Many of these metrics are important to know, and they shed light on particular parts of our undertaking. But our purposes are far more ambitious and our accountability thus far more difficult to explain.

Let me venture a definition. The essence of a university is that it is uniquely accountable to the past and to the future – not simply or even primarily to the present. A university is not about results in the next quarter; it is not even about who a student has become by graduation. It is about learning that molds a lifetime, learning that transmits the heritage of millennia; learning that shapes the future. A university looks both backwards and forwards in ways that must – that even ought to – conflict with a public’s immediate concerns or demands. Universities make commitments to the timeless, and these investments have yields we cannot predict and often cannot measure. Universities are stewards of living tradition – in Widener and Houghton and our 88 other libraries, in the Fogg and the Peabody, in our departments of classics, of history and of literature. We are uncomfortable with efforts to justify these endeavors by defining them as instrumental, as measurably useful to particular contemporary needs. Instead we pursue them in part “for their own sake,” because they define what has over centuries made us human, not because they can enhance our global competitiveness.

We pursue them because they offer us as individuals and as societies a depth and breadth of vision we cannot find in the inevitably myopic present. We pursue them too because just as we need food and shelter to survive, just as we need jobs and seek education to better our lot, so too we as human beings search for meaning. We strive to understand who we are, where we came from, where we are going and why. For many people, the four years of undergraduate life offer the only interlude permitted for unfettered exploration of such fundamental questions. But the search for meaning is a never-ending quest that is always interpreting, always interrupting and redefining the status quo, always looking, never content with what is found. An answer simply yields the next question. This is in fact true of all learning, of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as well as the humanities, and thus of the very core of what universities are about.

By their nature, universities nurture a culture of restlessness and even unruliness. This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ir accountability to the future. Education, research, teaching are always about change – transforming individuals as they learn, transforming the world as our inquiries alter our understanding of it, transforming societies as we see our knowledge translated into policies – policies like those being developed at Harvard to prevent unfair lending practices, or to increase affordable housing or avert nuclear proliferation – or translated into therapies, like those our researchers have designed to treat macular degeneration or to combat anthrax. The expansion of knowledge means change. But change is often uncomfortable, for it always encompasses loss as well as gain, disorientation as well as discovery. It has, as Machiavelli once wrote, no constituency. Yet in facing the future, universities must embrace the unsettling change that is fundamental to every advance in understanding.

We live in the midst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s as dramatic as those of any era since the 17th century. Our obligation to the future demands that we take our place at the forefront of these transformations. We must organize ourselves in ways that enable us fully to engage in such exploration, as we have begun to do by creating the Broad Institute, by founding cross school departments, by launching a School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We must overcome barriers both within and beyond Harvard that could slow or constrain such work, and we must provide the resources and the facilities – like the new science buildings in both Cambridge and Allston – to support it. Our obligation to the future makes additional demands. Universities are, uniquely, a place of philosophers as well as scientists. It is urgent that we pose the questions of ethics and meaning that will enable us to confront the human, the social and the moral significance of our changi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ccountability to the future requires that we leap geographic as well as intellectual boundaries. Just as we live in a time of narrowing distances between fields and disciplines, so we inhabit an increasingly transnational world in which knowledge itself is the most powerful connector. Our lives here in Cambridge and Boston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future of the rest of the earth: we share the same changing climate; we contract and spread the same diseases; we participate in the same economy. We must recognize our accountability to the wider world, for, as John Winthrop warned in 1630, “we must consider that we shall be as a city upon a hill. The eyes of all people are upon us.”

Harvard is both a source and a symbol of the ever expanding knowledge upon which the future of the earth depends, and we must take an active and reflective role in this new geography of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is burgeoning around the globe in forms that are at once like and unlike our own. American universities are widely emulated, but our imitators often display limited appreciation for the principles of free i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creative unruliness that defines us.

The “Veritas” in Harvard’s shield was originally intended to invoke the absolutes of divine revelation, the unassailable verities of Puritan religion. We understand it quite differently now. Truth is an aspiration, not a possession. Yet in this we – and all universities defined by the spirit of debate and free inquiry – challenge and even threaten those who would embrace unquestioned certainties. We must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uncomfortable position of doubt, to the humility of always believing there is more to know, more to teach, more to understand.

The kinds of accountability I have described represent at once a privilege and a responsibility. We are able to live at Harvard in a world of intellectual freedom, of inspiring tradition, of extraordinary resources, because we are part of that curious and venerable organization known as a university. We need better to comprehend and advance its purposes – not simply to explain ourselves to an often critical public, but to hold ourselves to our own account. We must act not just as students and staff, historians and computer scientists, lawyers and physicians, linguists and sociologists, but as citizens of the university, with obligations to this commonwealth of the mind. We must regard ourselves as accountable to one another, for we constitute the institution that in turn defines our possibilities. Accountability to the future encompasses special accountability to our students, for they are our most important purpose and legacy. And we are responsible not just to and for this university, Harvard, in this moment, 2007, but to the very concept of the university as it has evolved over nearly a millennium.

It is not easy to convince a nation or a world to respect, much less support, institutions committed to challenging society’s fundamental assumptions. But it is our obligation to make that case: both to explain our purposes and achieve them so well that these precious institutions survive and prosper in this new century. Harvard cannot do this alone. But all of us know that Harvard has a special role. That is why we are here; that is why it means so much to us.

Last week I was given a brown manila envelope that had been entrusted to the University Archives in 1951 by James B. Conant, Harvard’s 23rd president. He left instructions that it should be opened by the Harvard president at the outset of the next century “and not before.” I broke the seal on the mysterious package to find a remarkable letter from my predecessor. It was addressed to “My dear Sir.” Conant wrote with a sense of imminent danger. He feared an impending World War III that would make “the destruction of our cities including Cambridge quite possible.”

“We all wonder,” he continued, “how the free world is going to get through the next fifty years.” But as he imagined Harvard’s future, Conant shifted from foreboding to faith. If the “prophets of doom” proved wrong, if there was a Harvard president alive to read his letter, Conant was confident about what the university would be. “You will receive this note and be in charge of a more prosperous and significant institution than the one over which I have the honor to preside ... That ... [Harvard] will maintain the trad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 of tolerance for heresy, I feel sure.” We must dedicate ourselves to making certain he continues to be right; we must share and sustain his faith.

Conant’s letter, like our gathering here, marks a dramatic intersection of the past with the future. This is a ceremony in which I pledge – with keys and seal and charter – my accountability to the traditions that his voice from the past invokes. And at the same time, I affirm, in compact with all of you, my accountability to and for Harvard’s future. As in Conant’s day, we face uncertainties in a world that gives us sound reason for disquiet. But we too maintain an unwavering belief in the purposes and potential of this university and in all it can do to shape how the world will look another half century from now. Let us embrace those responsibilities and possibilities; let us share them “knitt together . . . as one;” let us take up the work joyfully, for such an assignment is a privilege beyond measure.

发信人: 仰望星空 (饮冰), 信区: HitTopic
标题: 哈佛校长就职演讲: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
发信站: 两全其美网 (Mon Nov 19 17:10:22 2007), 本站(lqqm.net)

发布时间:2007-11-18 23:08:08 【来源:郭英剑编译】

　　哈佛大学校长德鲁·福斯特

　　郭英剑编译

　　　[译者按：《让我们展开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是美国哈佛大学第28任校长德鲁·福斯特在2007年10月12日就职典礼上的演讲词。需要向读者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编译”，是指译者删去了——也就是没有翻译——原文中的一些客套话和一些（在译者看来并不太重要的）词句，但不改动原来的句子，也就是说，这里所有的语句，都出自原文，非译者“编辑加工”后再“译”而成。

原文见：http: //www.president.harvard.edu/speeches/faust/071012_installation.html ]

　　　　就职演讲常常会罗列一些新校长的具体构想或是计划。但是，当我在考虑今天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样的罗列似乎过于束缚人，它们限制了而不是去放飞我们最富挑战性的想象力，限制了我们去思考我们最深远的责任和义务。

　　如果今天是超越普通日子的一天，如果今天是我们为数不多的、不仅是作为哈佛人聚集在一起、而是与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教学与学问的世界站在一起的一天，那么，现在就是哈佛以及像哈佛这类大学去思考的时候了：在这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大学的确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我们从事高等教育的人需要首先搞清楚，我们为了什么去承担责任。人们要求我们报告毕业率、研究生院的入学统计数字、标准考试的分数，目的是为了在大学评价中提高“附加值”，人们要看研究经费有多少，教师出版和发表论著的数量是多少。但这些硬性指标本身并不能说明所取得的成就，更不要提大学所渴望达到的目标了。虽然了解上述指标很重要，它们也可以说明我们事业中一些特别的部分内容。但我们的目的要比这些宏大得多，因此，要解释我们的责任感，也更加困难。

　　那么，让我斗胆提出一个定义来吧。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单单或着仅仅是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关乎学问（learning），影响终生的学问，将传统传承千年的学问，创造未来的学问。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大学是要对永恒做出承诺，而这些投资会产生我们无法预测且常常是无法衡量的收益。大学是那些活生生的传统的管理员——在 Widener图书馆与Houghton图书馆以及我们另外的88个图书馆，在Fogg与Peabody博物馆，在我们的古典学科的系科，在历史与文学的系科，都有活生生的传统。对于那些努力去证明这些传统不过是工具性的、不过是对某些当代需求有一定用处而已的说法和作法，我们会感觉很不舒服。恰恰相反，我们追寻传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为了它们自身”，因为正是它们，千百年来界定了我们何以为人类，而不是因为它们可以提升我们在全球的竞争力。

　　我们追寻它们，因为它们使我们的——无论是个人的还是社会的——洞察力增加了深度和广度，而这，则是我们在难以避免短视的当下所无法发现的。我们同样追寻它们，也因为正如我们需要食物和房屋生存一样，正如我们需要工作和寻求教育来改善我们的运气一样，我们作为人类同样需要寻找意义。我们努力去理解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原因何在。对许多人来说，四年的大学生活不过是允许自己去自由自在地探索这类根本问题的一个插曲而已。但对意义的找寻，是没有尽头的探索，它在不断地阐释，不断地干扰和重新阐释现状，不断地在看，从不会满足于已有的发现。事实上，这就是所有学问的真谛，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概莫能外，因此，它也就成为了“大学是干什么的”之核心所在了。

　　就其本质而言，大学培育的是一种变化的文化甚至是无法控制的文化。这是大学为未来承担责任的核心。教育、研究、教学常常都是有关变化的——当人们学习时，它改变了个人；当我们的疑问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看法时，它改变了世界；当我们的知识运用到政策之中时，它改变了社会。知识的扩充就意味着变化。但变化常常使人感到不舒服，因为它在你得到的同时也会失去，在你发现的同时也会迷失方向。然而，当面对未来时，大学必须去拥抱那不稳定的变化，它对人类理解世界的每一点进步都至关重要。

　　我们对未来的责任还对我们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大学既是哲学家也是科学家的所在地，这是独一无二的。对未来承担责任要求我们，要跨越地理与智力的界限。正如我们生活在田野与学科正在缩小差距的时代，我们所居住的是一个逐渐跨越国家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知识本身就是最有力的连接体。

　　真理是渴望达到的目标，而不是占有物。而在这其中，我们——和所有以思考和自由询问精神显示其特色的大学一道——向那些拥抱不容争辩的确定性的人们提出挑战乃至是提出警告。我们必须将自己置于不断质疑（doubt）这种令人不舒服的状态，使自己保持谦逊的态度，不断地相信：还有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了解、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讲授、更多的知识需要我们去理解。

　　上述所承担的种种责任既代表着一种特权，也代表着一种责任。我们能够生活在哈佛这样一个理性自由、传统激扬、资源非凡的王国，因为我们正是被称为是 “大学”的这样好奇而神圣的组织的一部分。我们需要更好地去理解和推进大学的目的——不单单是向总持批评立场的公众加以解释，更要为了我们自身的价值而坚持自我。我们必须要付诸行动，不仅是作为学生和教工、历史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律师和医生，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更是作为大学中的成员，我们对这个思想共同体负有责任。我们必须把彼此看作是相互负有责任的，因为由我们所组成的这个组织，反过来界定了我们的潜在价值。对未来承担责任包含着我们对学生所承担的特殊职责，因为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和财产。

　　想要说服一个国家或是世界去尊重——不要说去支持了——那些致力于挑战社会最根本的思维设定，这很不容易。但这，恰恰就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既要去解释我们的目的，也要很好地去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这些大学在这个新的世纪生存和繁荣的价值所在。哈佛大学不能孤独地为此奋斗。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哈佛在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原因，这就是她对我们意味深长的原因。

　　上一周，我拿到一个深黄褐色的信封，它是在1951年由哈佛的第23任校长詹姆斯·柯南特（James B. Conant）委托给哈佛档案馆保存下来的。他在留下的简短说明上称，请下一世纪开始时而“不是之前的”哈佛校长打开它。我撕开了这封神秘信件的封口，发现里面是我的前任留下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它的抬头是“我亲爱的先生。”柯南特写作时给人一种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这将 “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

　　“我们都想知道，”他继续写到，“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但是，当他想象哈佛的未来时，柯南特就由不详之兆转向了坚定的信念。如果 “厄运的预言”证明了是错的，如果有一位哈佛校长能活着读到这封信，那么，柯南特就对哈佛的未来有信心。“你会收到这封信，会带领一个比我荣幸地执掌时更加繁荣、更有影响的大学。……[哈佛]将坚持学术自由、容忍异端的传统，我确信是如此。”我们必须致力于此，确信他在未来也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共同拥有和支持他的这种信念。

　　柯南特的信，就像我们今天在此聚会一样，标志着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有一块引人注目的交汇地。在这个仪式上，我接受了我对他来自历史的声音所祈求的传统应付的责任。与此同时，我也与你们大家一道，确认了我对哈佛现在和未来的责任。正如柯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但我们同样要对这所大学的目的和潜在发展保持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她终究会尽其所能地去设计从现在起之后的半个世纪内世界将会怎样。让我们拥抱那些责任和各种可能性吧；让我们分享它们“紧密相联……如一体；”让我们开心地去从事这项工作吧，因为这样的一项任务是一种难以衡量的特权。

　　2007年10月18-22日初稿

　　10月25日晚上10：29最终定稿

　　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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